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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凉悲歌——南明金莎娱乐

原标题:【专题文史】南明悲歌中的贵州印记

    南明南明,许多人谈起时,总抱有一声叹息,也有许多人会幻想假如如何,如果怎样,那么南明悲局是否就不再是悲局。可惜历史长河,容不得如果的重头来过,既然南明已成历史,那么除了在这悲局中一声长叹一道幻想之外,我觉得南明还可化作一首凄凉的悲歌来赏析回味。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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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学家司徒琳在《南明史》一书中认为,明朝始终面临着三大难题:废黜丞相制之后的君臣不睦(阉党问题的实质);士大夫之间相互攻讦的党争;文武官僚的不和。此三条绝症同样决定了南明王朝短暂的政治命运。南明一朝贵州有人出人,有地出地:弘光政权的首辅马士英与姻亲杨文骢抵命抗清,永历政权的贵州省成为抗清中枢基地达十年之久。但诸多贵州印记中,依然逃脱不了君臣不睦、士林党争、文武不和的亡明基因。在安龙上演的十八先生之狱,更是其中之悲剧典型。

  我们暂且不去为南明丧失多少战略回旋余地而惋惜,也不为最终结局而长叹,而是静心回味从崇祯君王死社稷一路到永历大西共抗清的过程,其中的悲壮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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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明虽不断有奸臣扰乱朝局叛国辱国,但却总有忠臣虎将杀敌抗清。虽前有农民闯军李自成张献忠犯上作乱,但却后有大顺大西军归顺共同抗敌。虽有东林党党魁“钱谦益”懦弱无能,但却有其妾“柳如是”的巾帼不让须眉。

李自成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帝在甲申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自缢煤山,明朝北廷倾覆。但同时,江淮以南还有半壁江山,两京制让留都南京还保有完整的中枢机构,明朝之国祚,也应如永嘉南渡之东晋、临安重建之南宋,接续不绝。然历史此时尽显吊诡,从福王朱由崧于南京改元弘光开始,到永历帝在昆明被吴三桂所弑,南明一朝18年间历经四帝一监国,留下的,却只是悲歌一曲。

  每当我为奸臣作恶、庸才满朝、官军相残而怒火叹息时,便总会想起江南名妓“柳如是”。于是心中甚是欢喜便有一丝欣慰与敬仰之情,让我欢喜的是面对外族入侵时,南明民间上到才子乡绅下到名妓才女都能放下手中私利,深明国家大义,共抱一团誓死抗敌,更让我看到何为犯我明朝天威者,虽远必诛之势。而欣慰的是南明朝野虽已糜烂,但仍受民心所向,清军虽气势汹汹,但民心却毫无畏惧。

弘光首辅马士英

    最后的那份敬仰之情是我独为秦淮八艳之首“柳如是”由内而生的。一柔弱女子,身世悲惨,又处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之中,身处阶级最下层,但却不曾苟且而活,永存着满腔爱国热血。凭自身魅力才气,感染众多才子名仕投笔从戎精忠报国。而她自身更是舍财全力慰劳抗清义军,鼓舞失势的钱谦益与尚在抗清郑成功、张煌言等人共谋反清复明大计。真可谓是虽为妓,巾帼不让须眉!

崇祯自缢后,他的三个儿子被俘,未能逃出北京,此时南京留守百官面临的最大、最迫切问题,就是如何在宗室藩王中拥立新君。时任凤阳都督的马士英(贵阳籍),拥立了当时在血统伦序上的第一人选福王朱由崧。朱由崧称帝并改元弘光后的第二天,马士英入阁主持政务兼任兵部尚书,成为弘光朝的内阁首辅。

  谈起南明叛臣奸臣,许多人总会一通破口大骂。但除看待奸臣作恶不忠的一面,也应换个视角看看奸臣另一面思考其不忠的缘由,而便会发现他们也有感人悲愤一面,也有其中的不得已。

马士英万历四十四年中进士,后授南京户部主事。又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明朝九边重镇之首宣化府。到官第一个月,檄取公帑数千金,馈遗朝中贵臣,被镇守太监王坤告发而坐遣戍。然而此乃官场惯例,故当时东林—复社之人上书称此为阉党构陷。这段经历对马士英的后仕颇有影响:其一他能以文官身份巡抚边境重镇,自然不乏治兵的韬略。其二被太监告发后,东林党人出面为他说话,说明他与东林—复社这一士大夫集团的关系和睦。

  洪承畴虽已降清为逆臣,但不得不说的是黄河以北因他从此没有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悲壮且悲惨的战争;更没有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一般的生灵涂炭。马世英虽为奸臣传尾居第二,但可知他的结局却是宁死不屈,壮烈殉国。再看看被后人所认定为毁南明的罪魁祸首“阮大城”。引起党争,扰乱朝局,祸国殃民,叛国降清这些罪确实真的让人气愤恼怒。但我更想思考的是他为何要引起党争扰乱朝局。这除了他一心的报复之外,其实还有他的不得已。毕竟朝野上下已被东林党所垄断,而他一是无意得罪了东林党,二是仍抱有一身抱负所以最终因不得已而成阉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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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渐地,我忘却曾经最看重的南明结局,而是赏析其中过程经历;也放下对奸臣忠臣人物原有片面的看法,而是看到表象之后再去结合当时背景环境去思考他们所作所为的缘由。当我不在仅为南明结局叹息不已时,当我更深爱这南明抗清历程时,当我不再片面看待每一个历史人物时,南明南明,悲局南明,眼见它起朱楼,眼见它宴宾客,眼见它楼塌了,似乎就化作一首凄凉悲歌,让人可歌可泣,动人心弦,更是使人壮心不已。

马士英与同年进士出身的桐城人阮大铖关系甚好,阮大铖本是东林党的得力骨干,在《东林点将录》中绰号为“没遮拦”。后因党内攻讦,转而投靠魏忠贤成为阉党。魏忠贤倒台后,闲居南京的阮大铖组织“群社”,与东林党的复社相互攻击。为图东山再起,他结交致仕回老家的首辅周延儒,并动用大量银两资助周延儒重回北京复为内阁首辅。周延儒得到阮大铖的资助,但碍于东林骨干的要挟,采取折衷办法,没有启用阮大铖,而是接受阮大铖的推荐,起用马士英为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凤阳军务。马士英有了凤阳总督一职,在北廷倾覆之后,成为南京京畿手掌兵权的重臣。他派贵阳同乡姻亲杨文骢到淮南请回福王朱由崧,又率领军队,乘船一千二百艘,由淮入江,抵南京江边,拥戴福王做皇帝。其权势超过了当时南京百官之首史可法。

                                                                箫箫

马士英上位后自然对阮大铖怀恩必报,以定策和边才为名竭力推荐阮大铖,阮大铖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不久晋为兵部尚书。马士英固然不是救时之相,但把他列入《明史》奸臣传毫无道理。把他同阮大铖挂在一起称之为“阉祸”更是无中生有。马士英热衷于权势,这在明末官场上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而东林-复社人士抨击马士英最激烈的是他起用阮大铖。马士英起用阮大铖原意只是报知遇之恩,并没有为阉党翻案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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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在政治上倾向东林—复社,他自己没有很深的门户之见,爬上首席大学士之后,颇想联络各方面人士,特别是东林—复社的头面人物,造成众望所归、和衷共济的局面。阮大铖废置多年后,安排适当官职,任才器使,对弘光政权并不会造成多少损害。相形之下,东林骨干的迂腐偏狭令人惊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仕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实际业绩,而是以讲学结社,放言高论,犯颜敢谏,“直声名震天下”,然后就自封为治世之良臣。甲申夏初,明朝南方官绅处于国难当头之时,东林—复社的主要人物关心的焦点不是如何共赴国难,而是在残存的半壁江山内争夺最高统治权力。清人戴名世对这段历史作了以下论断:“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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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立国仅一年后,清兵渡江攻陷南京,城破之际,马士英带着贵州兵四百护卫朱由崧的母亲邹太后前往浙江。但因为东林党在江南的影响甚大,弘光帝死后,监国鲁王和福建唐王都拒绝接纳马士英,他投奔长兴伯吴日生军中继续抗清,失败后被清军在太湖擒杀。晚节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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